承诺金数额通常高于罚没款数额，使涉嫌违法当事人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，并非“花钱买平安”。我们认为，“花钱买平安”的说法是对《办法》制定初衷的误读。原因有三：一是承诺金数额通常高于罚没款数额，使涉嫌违法当事人付出较高的经济代价，即投资者从行政和解的途径往往能获得更多赔偿，实践中，有利于保护投资者利益，而不是空洞的实现“惩罚”，而是以让投资者更具获得感的方式实现“惩罚”；二是，正义不会缺席，《办法》明确了不适用行政和解的情形，包括：当事人因证券期货犯罪被判处刑罚或者被行政处罚未逾一定年限；涉嫌证券期货犯罪依法应当移送司法机关处理；涉嫌证券期货违法行为情节严重、社会影响恶劣，因此，花钱并不能买来当事人的平安无事；三是，行政和解制度能够及时赔偿投资者损失，且不影响其行使民事诉讼权利，充分尊重投资者对救济渠道的选择权，即投资者可以选择救济渠道，并非被动接受，行政和解制度的出台在原有救济渠道的基础上，为投资者又提供了一个新的救济渠道，对于丰富完善投资者保护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
　　除交纳承诺金外还有配套措施，以保证纠正效果。《办法》规定，当事人除交纳承诺金外，还要采取自我核查整改、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和主动调整相关业务等措施，以保证纠正效果。因此行政和解绝非对当事人简单的金钱惩罚，而是一套立体的、涵盖多方面的综合惩戒机制。

　　风险提示：疫情影响超预期；行业监管政策进一步收紧；政策进展不及预期；上市公司业绩增长低于预期；国内外经济形势持续恶化风险；国内外市场系统性风险

（文章来源：国开证券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