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则“女儿给首次坐飞机的父母背后贴纸条”的生活见闻引发舆论热议。虽然主流叙事层面极力往“真贴心”的氛围上引导，可依然无法阻挡“丢人论”的出现。这使得当事人（女儿）不得不站出来澄清贴纸条的初衷。

按照当事人（女儿：四川人，在唐山创业）的说法：全家人在外创业失败后要回老家，由于行李过多，且父母从来没坐过飞机，这次就想让父母坐飞机，让他（她）们感受一下，但是又担心遇到问题，所以就在二老背后贴了一张纸（上面写着：父母第一次坐飞机，如上前询问，劳烦帮一下。），希望看到的人可以提供帮助。

从某种程度上而言，如果撇开当事人们的情感互动，这其实是个不折不扣的“悲情故事”。要知道，当事人（女儿）在提到创业失败回老家的问题时，特意还强调“锅碗瓢盆扫帚”都带上了。就此而言，当事人（女儿）让父母坐飞机，应该也是综合考量后的结果（车子上的东西太多，母亲又晕车，让父母感受一下坐飞机等等）。

于此“丢人论”中质疑当事人（女儿）为何不陪同父母一起坐飞机，显然有想当然的一面。不得不承认，就“女儿给首次坐飞机的父母背后贴纸条”的事情来讲，当事人（女儿）的考量和舆论的审视是错位的。

就当事人（女儿）而言，她所考虑的可能更多是如何周全的让全家人回老家，而对于舆论层面的解读，可能她根本就没有想那么多。在这个事情上，就跟作者解答自己文章下的阅读理解题时，也做不对是一样的。

而对于舆论审视来讲，绝大多数时候只是基于有限信息进行评判，并且都是“周全性”的视角，而非是“现实性”的展开。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，就算舆论审视再怎么周全，回到当事人们的立场上，只有他（她）们最知道怎么做（起码基于自身处境来讲，没有人比当事人更知道该怎么做，即便做得不周全）。

不过回到当事人（女儿）给父母贴纸条的事情上，当事人（女儿）的父母会不会因此而“社死”不知道，反倒是舆论层面的审视心态值得玩味。毕竟要想挑刺儿，可能连老人的“走路姿势”、“行李包的样式”、“身上的着装”等等也可能成为问题。

说到底，当事人（女儿）的行为方式合理与否只是涉入问题，而回到舆论层面的审视心态上，最主要的问题是：没有进行换位思考。因为从根本上讲，如果舆论层面的审视连当事人（女儿）的贴纸条的行为方式都不能接受，那么当事人（女儿）的父母真要是在机场遇上问题并闹出尴尬，可能当事人（女儿）依然会被挑刺儿。

并且可预见的结果是：不贴纸条的情况下，当事人（女儿）被挑刺儿的程度更重。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：无论贴不贴纸条，当事人（女儿）的父母都不会闹出尴尬。但是对于当事人（女儿）来讲，她更多考虑的是如何避免出现尴尬，如此看来，她的贴心更该被理解，而非被误解。

因为当事人（女儿）之所以要给父母的背上贴上纸条，并不在于父母主动询问别人时会不会得到帮助，而是她作为最亲近的人，知道父母在面对陌生的环境时是个什么状态。甚至毫不夸张地讲，有些老人还不识字，这使得他（她）们在面对快节奏的规范性秩序轮转时，很容易出现社交障碍。

甚至对于像首次坐飞机这种事情，可能年轻人也会有不知所措的一面。只不过因年轻人接触规范化的轮转秩序多一些，不太容易闹出尴尬。因此就舆论层面的“丢人论”来讲，就算看起来是在考虑当事人（女儿）父母的脸面，可实际上，更像是借着由头对陌生人的棒打。

这样的推论如果成立，我们就要重新审视舆论之于公域的意义。普遍来讲人们总热衷强调“围观即改变”的意义。可事实上，比起“改变的意义”，最紧要的问题是“感受的意义”，因为做不到这一点，自然无法理解“包容的意义”。

与此同时，比起让别人透过自己的窘迫行为看到“不足”（此处主要强调“没有经验”）并嘲笑，可能主动承认自己的“不足”（此处主要强调“没有经验”）反倒会显得很从容。循此理解当事人（女儿）“朴素的贴心”，确实不该以严苛的审视去追问太多。

正如爱德华·勒特韦克所言，人类文明即使一直向着“效率崇拜”奔赴，但是回到具体人的一生中，那些值得珍视的东西都处于低效率之中。就比如爱、家庭、眷恋、归属、文化、老习惯、舒适的鞋子等等。

所以对于“丢人论”来讲，与其说它是个涉入性的道德视角，不如说它是规范化秩序下认知惯性的结果：就好像所有的行为方式必须分毫不差，严丝合缝才值得被肯定。而对于那些不完美的朴素的行为，即便初衷再好，也会被无死角的审视，可这样真的好吗？